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界限

——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第八次研讨会综述

何干强

当前，全国各族人民正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满怀豪情地迎接党的十七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方兴未艾。但是，历史的航船不时会遇到逆流。近年来，广大干部群众按照党的基本路线总结改革经验，越来越认识到，要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可是，一股试图走私有化道路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却从暗处走向前台，有人发表文章，公开鼓吹“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股思潮公然否定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妄图把马克思主义揭示的民主、公平和正义的科学内涵从社会主义中剔除出去，而把当代社会民主主义主张的资产阶级空泛、虚伪的“民主”、“公平”和“正义”以及推行的所谓“第三条道路”，嫁接到“社会主义”中来，矛头对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和欺骗性。

为了揭露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中国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于2007年4月29日，在江苏开元国际集团会议室，举行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民主社会主义”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南京财经大学、南京大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南京政治学院、南京理工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河海大学、东南大学和南京二机床厂等单位的二十多位学者和企业家。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所长李炳炎教授主持。以下兹从六个方面，综述有关发言内容。

一、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演变

本次研讨会首先请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顾问南京大学奚兆永教授，介绍国际上民主社会主义的形成和演变过程。

他指出，19世纪中期，恩格斯早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就论述了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的区别，指出了后者不过是前者的“同道”即同路人，但是同他们的“共同行动并不排除讨论存在于他们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分歧意见”[①]。当时，以赖德律-洛兰和路易·勃朗为代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或共和派，自称为“社会主义民主派”和“民主社会主义派” （德文：die sozialistischen Demokraten und die demokratischen Sozialisten），他们虽然或多或少地同情社会主义，但充其量也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者。可见，“民主社会主义” 这个名称在历史上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发明。

奚兆永教授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写作《共产党宣言》时没有使用“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党”这一名称称呼自己的党，他们使用了“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这一名称。甚至到1894年1月，恩格斯还写道：“我处处不把自己称做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做共产主义者。这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种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的人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着。”[②]

1869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成立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党的名称和这个纲领的一些内容，都是有保留看法的。1875年，马克思写下了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对爱森纳赫派领导人容纳的拉萨尔派的错误理论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到了19世纪90 年代，那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派别已经大大失去了其影响力，《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而事物的名称对事物本身来说毕竟是外在的，这时候，恩格斯才对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采取了勉强接受的态度。

1918 年，在列宁的倡议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率先将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这一在科学上唯一正确的名称，可以说，这是实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的遗愿。

奚兆永教授指出，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伯恩施坦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他否定飞跃，否定革命、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不满于“社会民主党”的名称，而宣扬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由于19世纪下半叶以来长期没有发生革命，社会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他的这些修正主义观点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乃至在第二国际各国党内部有很大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伯恩斯坦正是用民主社会主义取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始作俑者。

随着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中的中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纷纷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而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潮也随之进一步在各国泛滥，所谓的第二国际也就不复存在了。

奚兆永教授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增长，资产阶级及其在工人组织中的代理人拼命寻找思想论据和政治论据，来替剥削者的统治辩护。26个社会党右翼和中派的代表于1919年2月在瑞士的伯尔尼举行会议，决定恢复第二国际的活动，他们谴责无产阶级专政而维护资产阶级民主，用民主社会主义攻击科学社会主义，目的则是反对俄国的十月革命，反对苏维埃政权。这次会议被列宁称为“黄色国际”的会议。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更名为俄国共产党（布），极大地推动了各国共产党和左派社会主义组织的建立，到1919年初，已经有了39个共产党和左派社会主义的组织。在这种形势下，新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第三国际或共产国际成立了。1919年3月，列宁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针锋相对地对批驳了黄色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谬论。他说，“目前借谈论‘一般民主’来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借谴责‘一般专政’来大反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公然背叛社会主义，在实际上投降资产阶级，就是否认无产阶级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权利，并且正好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已在全世界遭到破产、战争已经造成了革命形势的历史关头来维护资产阶级改良主义。”[③]列宁还以“集会自由”‘“出版自由”为例，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奚兆永教授说，1922年2月，考茨基的德国独立民主党、英国独立工党等13个国家的“中派社会党”在维也纳开会建立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这个国际遵循的是第二国际后期的机会主义路线，被称为第二半国际。1923年5月，第二半国际与第二国际合并，成立“社会主义工人国际”。

1933年希特勒上台，法西斯到处侵略扩张。在二战前夕，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以及东欧各国都建立了由共产党、社会党以及其他党派参加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40年“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被希特勒军队占领，该国际停止活动。三年后，第三国际也因为其完成了历史任务，而于1943年5月15日宣布解散。

奚兆永教授指出，二战后英国工党和法、意、捷、匈等国社会党经过多次的会议协商，1951年3月在法兰克福建立社会党国际，其指导思想与历史上的第二国际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历史上两者的分歧，主要是表现在手段的不同上，新的分歧就不只是手段的分歧，同时还是目标的分歧。

当代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并不在于改变资本主义制度，而是要实现所谓以民主为核心的价值目标。他们认为，由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追求制度目标是错误的。在他们第18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社会党国际原则宣言》的 “原则”部分里，写上了 “民主社会主义是实现自由、社会公正与团结一致的国际运动。”[④]并公开地写下这样的条款：“共同生存与发展要求实行合作与文明的争论方式，即使在敌对的政治力量和思想之间也是如此。”“共产主义已失去了十月革命后和反法西斯斗争中它一度对一部分劳工运动和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吸引力。”“社会党国际支持旨在通过自由化和民主化改造共产党社会的一切努力。”[⑤]

这些条款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社会党国际敌视马克思主义、敌视共产党、敌视社会主义的反动立场，它们正在向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渗透。这些年来，我国出现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不能说和他们的这些渗透活动是没有关系的。

奚兆永教授最后归纳说，民主社会主义在不同时期，尽管有种种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中”，它的概念存在着比较稳固的东西：

——民主社会主义或多或少地带有社会主义的某些色彩，但其本身并不构成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二者是有天壤之别的；

——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在资本主义下用和平的改良的办法实现社会主义的要求，这不是革命的理论，而是改良主义的理论；

——民主社会主义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首先发明和使用的，后来为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施坦所热衷和推崇，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事业和理论的真正传人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从未用它来表达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看法。

因此，现在有人提出要为民主社会主义“正名”，要把它尊为社会主义的“正统”，并且要为在中国实行民主社会主义“扫清障碍”，显然是毫无根据的。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原则区别

面对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当前十分重要的是，要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界限。许多同志在发言中都强调了这一点。

李炳炎教授认为，当前出现的这股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是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马克思主义者与它的斗争是一切严肃的政治斗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种具体形态。它是中国共产党人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而取得的新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原则区别，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第一，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前者主张坚持和完善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后者主张建立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制度，在这里，关键是他们要取消公有制为主体。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和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在所有制性质上是不同的，前者属于社会主义经济范畴，而后者则属于资本主义经济范畴。

第二，在基本经济体制方面，前者主张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者主张建立“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范畴包含以下多重规定性：一是现代市场经济，只有这样，才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二是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我们应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宏观调节作用，有计划按比例地分配社会劳动以保持市场供求平衡和促使市场有秩序的运行和发展；三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这规定了我国经济的社会性质和发展方向。民主社会主义主张的“社会市场经济”，是二战后资本主义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所形成的一种模式。以德国为例，其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以私人企业制度和市场竞争作为体制存在和运行的基础；二是政府通过立法和适度干预来保护自由竞争，建立竞争秩序；三是政府通过实施社会福利计划，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以保障社会公正。

第三，在基本政治制度方面，前者实行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后者则主张资产阶级的民主宪政，即实行多党制、三权分立、西方式民主那一套。

第四，在基本指导思想方面，前者坚持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和领导地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作为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行动指南。后者则以新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第五，在对待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方面，前者主张关注社会公平，公平和效率相统一，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方式，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的。后者则主张一次分配按效率原则借助市场竞争机制来实现；二次分配通过政府征税调节收入分配，实现社会公平。

第六，在基本价值观念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应是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基本内容。而后者所鼓吹的“民主、自由、平等、公平”的原则，是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

南京财经大学王云中教授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或保持必要的比重），国有经济为主导；二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主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区别是前者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实质是彻底脱离社会主义轨道，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优越于民主社会主义。在经济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样包含着资本主义借以实现发达的经济机制——市场经济机制。但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内核，能够对市场经济实行更有效的宏观调控，能够使我们更好地把效率和公平结合起来，把市场调节的高效性和宏观经济调控的统一有序性结合起来，把不同经济主体的局部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把一部分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结合起来。在政治、思想和文化方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持实行共产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协制度等，并且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科学发展观。这些能够使我们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正确把握历史发展方向，正确解决前进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保证人民真正当家作主，能够使我们调动方方面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因素，增强民族凝聚力，保持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为经济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政治、文化、社会环境。

南京政治学院崔占利教授指出，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彻底，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⑥]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各种经济成分，必须在科学概念上讲清楚，不能把非公有制经济也讲成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不能用“民营化”这个含混的概念来掩盖私有化的真实含义。

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钻了我们漏洞；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搞社会主义民主，就要反对我们社会中存在的封建残余，消除“封建等级制”的影响。私有化加上封建残余会形成新的官僚资本主义。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征汉文副研究员认为，现实中的民主社会主义，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如果说民主社会主义先前在北欧倡导并实施福利制度，或者说像英国的工党首次执政时实行国有化运动而与以往的资本主义有所不同，那么，由于它现在已经不再提国有化问题，由于不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执政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在建立福利制度，因此，现在它已经没有与资本主义相区别的“社会主义”特征。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福利制度，一是由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胜利，使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并存，资本主义为了缓解自身的矛盾，也吸收社会主义的一些做法；二是由于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使社会有能力可以通过福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社会贫富不均的问题。这并不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就。民主社会主义主张的一切，都不触及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而是与资本主义相融合。它没有什么可以与资本主义相区别，能叫做“社会主义”吗？当然不能！

三、高度警惕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侵袭

在我国，许多人对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比较陌生，不少善良的人一开始还误以为它是主张发扬民主的一种社会主义。到会学者认为，正因为民主社会主义具有欺骗性，所以，必须坚决地揭露它的危险性。

中共徐州市委党校程言君教授在提交的论文中说：从当前国内外背景看，有人公开鼓吹民主社会主义，这有诱导中国步苏联后尘，葬送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巨大危险性。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帜，引用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但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有人公开发表文章说，“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在小生产占优势、工业不发达的前资本主义国家，用变动生产关系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以来共产党人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错误”， “我们习惯称之为发达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都已成为新资本主义，不同程度地民主社会主义化了。”“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就会开辟世界历史发展的新航道。”“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⑦]无疑，这是在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企图篡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本质。

这些人何以这样大胆？原因是我国经济基础已被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私有化“改制”严重削弱，私有经济及其利益代表者已占居了社会经济的许多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进一步吞噬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力量。对此，党和人民必须保持高度警惕，采取断然措施对之坚决加以遏制和消除。否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付之东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将面临严重考验，甚至有丧失的危险！

征汉文副研究员认为，民主社会主义鼓吹者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难，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种反动。这种思潮目前能够在中国兴风作浪，并不是因为它能够对中国社会主义发挥什么积极作用，而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中遇到了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近几年来，中国将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提到了突出位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以为有了可剩之机。

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必然会不断地产生问题又不断地解决问题，其中也会有一些问题的解决不那么顺利，民主社会主义就会把这种问题作为攻击对象，通过一些似是而非的说词，扰乱人们的思想。因此，我们对此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南京财经大学陶用之教授认为，今天，我们起来反对民主社会主义，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并且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会干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导致我们贻误战略机遇期；其次，和谐社会建设要贯彻发展依靠人民，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原则，民主社会主义否定科学社会主义，也就是否定依靠人民来建设和谐社会。比如住房问题，有人公然宣称他们“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房地产开发商只替富人建房”。在他们眼里，那有人民？因此，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民主社会主义。

江苏省经济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刘东和研究员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披着很漂亮的外衣，其本质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一脉相承，是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其特征是主张“私有制+社会福利”，既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也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是新版的社会民主主义。毛主席讲过，凡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做舆论上的准备，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现在有人站在劳动人民对立的立场上，重提“民主社会主义”，是为了干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

在新自由主义干扰经济体制改革部分得逞，造成动摇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之后，有人宣扬“民主社会主义”，意在影响党的十七大，曲解政治体制改革的科学内涵，这是试图让私人资本的力量来影响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达到搞多党制的阴谋。这是决不能容许的！

四、从国际共运史的经验与教训看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质

大家在讨论中认为，从国际共运史的角度来看，民主社会主义是一种具有极大危害性的资产阶级思潮，必须将其反科学社会主义，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质公之于众。

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原会长、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程极明研究员强调，有人公开主张中国搞民主社会主义，我是根本不同意的。我认为当今世界上的主要社会制度并不存在有人所说的“三种社会制度”[⑧]，而只存在两种社会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又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分。瑞典是地地道道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它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以垄断资本主义为主，资产阶级占有大量的剩余价值。瑞典并不认为它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目前在一些北欧国家执政的保守党正在研究如何改变社会保障制度。社会民主党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分配制度，缓和了阶级矛盾。但是，它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的助手和附庸；它提出的某些改良的政策，起到了延长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命这种作用，但是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及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的阶级关系。

程极明研究员说，让我们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上研究20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关于暴力革命还是议会和平过渡这个问题，曾经争论了一个多世纪。但是，客观的历史证明，俄罗斯、中国、越南、古巴都是经过武装斗争，取得政权。一些亚非拉国家也是通过武装斗争取得民族解放，其中以阿尔及利亚最为典型。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过议会和平过渡为社会主义国家，即使有人封它们为社会主义国家，他们也不愿意带这顶红帽子。在德国，共产党曾经利用普选权开展斗争，在1933年，台尔曼领导的德国共产党得到大量选票和81个议席，社会民主党有120个议席（在恩格斯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有225万张选票），但是却被希特勒利用所谓“议会纵火案”阴谋及暴力打垮。德国共产党没有使用暴力，但是希特勒却不客气地、眼睛都不眨一下地使用了残酷的暴力。

须知，马克思主义是世界观和理论原理。革命不可能按定单来进行，也不是等马恩全集全部出版了再进行，而是在客观条件成熟时，靠革命斗争取得胜利。在取得政权后，还要靠正确的理论、路线和政策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巩固政权。戈尔巴乔夫采用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路线和政策，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瓦解了苏联，摧毁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起了资产阶级所不能起的叛徒作用。

有人把克林顿、布莱尔捧成为“修订”了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这已经走到了敌我不分的地步。世人共知，他们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政治家。他们公开侵略了南斯拉夫联盟，认为搞搞掉米洛舍维奇是消灭欧洲最后一个布尔什维克。他们毫不手软地使用暴力，一点“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子也没有。布莱尔也紧跟美国悍然侵略了伊拉克。难道我们共产党人要学习克林顿和布莱尔？

要看到，有人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目标，是要彻底摧毁中国共产党，使之蜕变为社会民主党；彻底摧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使之蜕变成资本主义制度。正象捷克斯洛伐克革命作家伏契克所说：“人们，你们可要警惕呀！”

程言君教授指出，：民主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苏联的解体应是一个历史铁证。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打起“民主社会主义”旗帜。1990年苏共党章明确党的目标是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标志着他们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弃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向资本主义缴械投降。这不仅使一个执政74年之久的苏联共产党丢掉政权，而且使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苏联分崩离析；不仅整个国民经济倒退数十年，而且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社会主人主人翁地位丧失殆尽。苏联解体迄今为止十多年的历史说明，资本主义各国受剩余价值规律所驱使，对待社会主义各国的基本原则是，即便后者放弃社会主义，投向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不会给投降者任何好处。那些希冀通过投向“资本主义文明”，分享一杯资本主义文明成果残羹剩汁的想法，是幼稚的不切实际的妄想。民主社会主义不是成就社会主义，而是促使社会主义消亡。

参加研讨会不少同志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当代中国的实践，改革开放的成就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要巩固和发展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避免像原苏联那样让民主社会主义得逞，就需要树立忧患意识，充分认识并克服发展中潜在的不利因素。

著名经济学家、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沈立人研究员认为，改革开放近30年了，在取得巨大成就的进程中，际此时刻，有两种态度：一是欢庆胜利，不忘忧患之反思；一是偷换旗号，粉饰现实，拒绝反思。他认为，目前至少有四个“边缘化”值得反思：

一是在理念上或指导思想上，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了。不仅是刘国光指出的经济学，另如政治学、社会学等多数社会科学也相类似。有些人在口头上，已经越开越露骨，如高呼“市场化改革”而刻意回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一种心计。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抬头，使马克思主义进一步边缘化。我们赞成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及其立场、观点和方法，不能轻易放弃。

二是在经济运行中的所有制结构调整即基本经济制度的演进上，国有经济或公有经济被边缘化了。所谓“国退民进”，表现为“一卖了之”甚至以“卖光”为标榜，其结果反映为统计数字，表明了其轨迹。有人公开讲“三民主义”，即“民有，民营，民享”，但是其“民”不是广大人民或全民，而只是少数私有企业主，拆穿了就是“私有、私营、私享”。与此相应，讳言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和剥削，却鼓吹企业家的功绩，“原罪”非罪、原始积累有功，直至爱富嫌贫。

三是在社会结构即阶级分化上，工人、农民及其中弱势群体边缘化了。统计数字反映，中国的贫富差距，在世界也列前茅。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后，更多的人们承担了改革成本，一般劳动者多年来收入增加不多或基本上未增加，失业、下岗者和失地农民还有降低，有一部分人处于相对贫困（全国至少一亿人每日消费不到一美元）甚至绝对贫困。与此相应，有人却讳言阶级，只讲阶层，大家都是社会主义建设者，都能成为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社会资源，从权力、财富到知识，都向少数人集中。

四是在精神文明或文化领域，传统的优秀文化和伦理道德边缘化。有识之士在防止经济、社会风险或指出已有一定危机的同时，认为最大的危机即其他危机的根子在于道德滑坡。腐败，本来主要在政界即官场，现在扩大到商界、学界，几乎无孔不入，教育、卫生领域同样是屡戒不改、愈演愈烈。人际关系不顺，恶性事件频发。文化市场，主旋律只是点缀，占据阵地的主流是色情、暴力和帝王将相、舶来品。中央提倡八荣八辱，很有针对性。

不少同志认为，从倾向性问题来看，沈立人研究员谈到的这四个“边缘化”是符合实际的。当前继续批判新自由主义，揭露民主社会主义的危害性，有助于对人们起警示作用，也是纠正这些倾向性问题的重要手段。

五、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主张在中国行不通

到会许多同志认为，对公有制企业搞私有化的“改制”， 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方向的背离，对这种“改制”造成的后果，决不能靠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主张来弥补，这种主张在中国行不通。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南京财经大学何干强教授认为，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私有化“改制”，已经造成在第一次、第二次产业中的公有制经济已经不足50%。由于公有制经济中的国有企业有机构成高，同量资本需要的劳动者人数较少，所以，统计数据显示，在这些产业中的公有制生产关系工作的职工群众人数，已不足30%。[⑨]这种状况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决定分配关系这个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导致了居民收入差距的明显拉大；在私人资本积累规律的作用下，导致了失业现象趋于严重，还出现了私有制基础上必然产生的企业事故、矿难和腐败。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严重削弱，给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设置了严重障碍，最主要的是，乡镇集体企业私有化之后，农村许多村级经济失去了集体工业经济的支撑，产生了农民在非农经济领域组织化程度降低、发展现代农业资金短缺、乡村建设依赖私人工商业主赞助、工农联盟弱化等许多问题。这些后果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政权各方面，危害性具有潜在性、全局性和长远性。

何干强教授认为，如果默认公有制经济的削弱，放任私有制经济比重的继续膨胀，要缓和两极分化的矛盾，就不得不在社会再分配上找出路，这样，中国就会走向“私有制加公共财政再分配”这样的经济制度，就走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反面。其实，这种经济制度，正是所谓民主社会主义主张的经济制度。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主张决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私有化的严重后果。

实践证明这种经济制度行不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欧国家的执政党在不根本改变私有制经济的基础上，为了缓和对抗性矛盾，先是推行民主社会主义（Demokratischer Sozialismus），搞所谓福利国家，这固然取得某种程度的效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财政支出膨胀，不堪负重，影响经济增长，还造成国民对福利制度的依赖，结果难以为继；197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登台替代民主社会主义，大力推行私有化，收缩为总资本家服务的国有经济，扩展私有经济，结果贫富差距明显拉大，社会矛盾激化。于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又上台，以社会的民主主义（Soziale Demokratie ）新面孔，总结以往经验教训，试图走介于传统的民主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也就是在维护私有制经济基础不变的前提下，采取进一步的改良措施，如仍保存社会福利，但削减开支项目，实施个人享受社会福利与承担义务相统一的经济政策等。这种私有制基础上的“第三条道路”能否使这些国家走出两难困境？这当然要让历史的实际进程来回答。但是，理论分析表明，这种道路的实质，仍然是“私有制加公共财政再分配”， 最终是走不出两难的困境的。这是因为，虽然财政再分配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对抗性矛盾，但是，它既然不改变本质是私有制的国家垄断资产主义经济基础，贫富差距的对抗性矛盾就无法消除。维持这种经济制度，一是需要雄厚的政府财力做支撑，一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外因素导致财力的紧张，就难以为继；二是国民的最低生活水平必须高于一般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才能起到缓和矛盾的作用，一旦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生活水平后来居上，这些再分配政策的作用就难以为继了。所以，可以预见，“第三条道路”终究要限于困境。

何干强教授强调，“私有制加公共财政再分配”这种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在中国更行不通。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凭借历史形成的科技优势，运用国际垄断价格剥削别国人民的剩余价值，积累这种性质的国家财力；更不可能对别国搞霸权主义，用超经济的新原始积累手段例如对别国发动战争掠夺资源，积累国家财力。我们惟有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积攒财力。而这样取得的政府财力，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拥有国际市场竞争优势，在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这种态势下，还要提取相当部分用于国家安全，用于发展现代科技，以便在国际竞争力上逐步赶超发达国家。这样，政府财力中用于解决民政性的、社会福利性的预算支出数额，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就只能是有限的了。如果私有制经济比重继续加大，要完全靠国家财政来解决收入差距拉大，那将使国家的独立和经济的安全限于危险的境地。

事实上，从目前新农村建设遇到的财政困难，已经能说明这一点。近几年，私有化“改制”之后，许多村镇集体经济消失了，这样一来，乡镇一级财政就惟有指望上级政府拨款解决开支困难。但是，国家不能不从全局出发保证国家政府的财政开支，这样，下拨到乡镇政府一级的财政，就有限了。有些地方竟传出顺口溜：“国家省级财政喜气洋洋，地市财政勉勉强强，县级财政坼东墙补西墙，乡镇财政哭爹又叫娘”。现在，凡是抵制了私有化“改制”，保留了集体经济的乡村，都展现出生机和新气象，而贯彻了当时要求“该彻底、彻底改”的私有化“改制”措施的，目前都比较被动，有些地方还反映，农田基本建设急需改善，现在但靠财政拨款修建，看来十分困难。可见，对“私有制加公共财政再分配”这种制度是不能抱有任何幻想的。

王云中教授指出，如果离开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就会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贫富分化。我们可以通过我国今天的公有制企业内部和私营企业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来证明。根据浙江温州的一项调查，在一般私营企业中，企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21倍；在拥有百万以上资产的私营企业中，企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79倍 。而我国目前国有企业中的最大收入差距，即企业经营者和一般职工的收入差距一般为5至10倍。这说明我们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才能有效地防止贫富分化，保证社会团结和政治稳定，把效率与公平结合起来，先富和共富结合起来，不断实现经济发展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南京第二机床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胡亚平总经理认为，工人阶级的生存和发展，靠社会主义公有制来保证。搞私有化的“改制”，削弱了工人阶级的队伍，使广大工人群众处于不安全的状态之中，这样社会又如何稳定？如果有人说，解放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搞的急了一些；那么，近几年来让国有经济快速退出，推翻公有制经济，是否也急了一点？本市国有企业原来137家，现在真正属于国有企业的只剩3家了。这种后果是很严重的。在私有化“改制”之后的企业中，现在工人担心自己的饭碗，看老板颜色行事，劳资矛盾加深逐步显现，这种矛盾还会转化为社会矛盾。因此，不能让私有化再走下去。

南京动力配件厂陈天生副厂长说，前一段“改制”，95%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了，后来采取的是非常规手段，现在看来，后果是严重的。我和企业界的同行交流，普遍认为，“改制”对今后企业的发展不利：其一，管理层收购后，一把手、法人代表高度民主集中化，其他副手有很大失落感，因此，只有一把手高兴，其他副手并不高兴；其二，企业中职工群众过去在公有制条件下那种对企业的热爱和安全感，全面崩溃，连老工人都有危机感，生怕被开除。其三，过去那种同心同德的企业文化消除了，就是不再有主人翁精神了，在“凭什么企业归你一个人”这种心理支配下，产生了一种很恶劣的企业文化，就是人的关系按权利大小，大有大的权利，小有小的权利，各层人员瞒住一把手一个人，大家一起捞。目前“改制”后才两年，再往后，问题还要大。可以说，私有化“改制”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六、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

与会同志认为，批判民主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必须有破有立，结合总结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在认真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新实践中，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促进科学社会主义在经济建设中不断取得新胜利。

王云中教授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适合我国国情，是我国实现发展，走向富强的成功之路。从1978年至2006年的28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6％。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473亿美元，人均GDP 250美元（379元人民币），2006年已达到209407亿元，2．63万亿美元，居世界第四，人均GDP 约2000美元；1978年中国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06亿美元，2006年达到17607亿美元，居世界第三；1978年中国外汇储备为1．67亿美元，2006年已突破1万亿美元；2006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农村人均纯收入3587元。[⑩]这些指标表明，我国的生产力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经济实力得到了显著的增强，人民生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综合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

从理论上看，首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作为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基础，符合国情。通过市场经济充分有效地配置和利用社会经济资源，才能实现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其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根本前提下搞改革开放或市场经济。我国的国情决定，如果我们离开这些前提去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会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贫富分化，政局不稳，社会动荡。如果离开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会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政局不稳。

再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有利于我们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的基础上，实现对外开放。中国的国情决定，发展经济，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主要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和智慧，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资金、人才、技术等建设因素，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对外开发，把自己融入世界经济的主流，吸收人类的一切先进成果，并消化、创新，才能走出一条自立自强，快速发展的道路。我们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这就能够在保证社会主义方向的同时，还能够保证我们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必要的经济手段，使我国在对外开放中保持独立自主和经济安全。

程极明研究员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不是由于学习了社会民主党，而是遵循了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在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里，在坚持社会主义理论和理想、坚持发展和巩固公有制的情况下，让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同时发展，以使生产力得到大发展。有人把中国近30年的进步都归功于民主社会主义，违背了我们亲身经历过的历史事实。

何干强教授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公有制包括本质上是全民所有制的国有经济形式和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形式。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这个核心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要通过努力才能巩固和发展，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前无古人，更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和实践，才能展现出生机。当前，有必要从两方面着手：

其一，科学地深化现存国有经济的体制改革。针对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的弊病，努力实现两个“分开”：一是公有资本的所有权代理机构与政府行政管理机构分开；一是公有资本所有权代理机构的资本流通管理与政府的财政管理分开。这在实践上势必遇到诸如原来的公有资本行政性集中管理向经营性分散管理的转换、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机构与国有资本管理机构的分离、国有资本国家与地方之间纵向层级管理关系的调整、公有资本所有权与支配权关系的处理、公有资本的控制权与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关系处理、公有资本管理责任人和劳动者激励新机制的建立等一系列崭新的问题，解决它们不可能有现成的答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不可能提供这类关于公有制同市场经济有效结合的经验给我们，合理的办法惟有在改革的实践中，才能取得，这正是改革攻坚的真正含义。只要真正纠正了体制弊病，公有制内在的有利于促进领导、科技人员和职工群众团结一致，有利于发挥集体力量的潜在优越性，就必然显示出来。

其二，理直气壮地发展新公有制企业。这样，才有可能比较快地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使处于公有制生产关系中职工群众从目前的30%提高到50%以上。根据一定历史时期的生产方式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的马克思经济学基本原理[11]，发展新公有制经济有必要从人和生产资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首先采取货币资本形态，可以通俗地称之为启动资金）这两方面入手，采取下述措施：

——培育为公有制经济服务的企业家或自主联合劳动、共同致富的带头人。实现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需要大批具有社会主义信念的、有管理能力和懂某种专门业务的经济组织带头人。这可以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利用大专院校来专门组织培训。目前有的省市地区正在为农村基层组织选聘“村官。”这说明，有组织地培育公有制企业或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带头人也是可能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尤其需要着眼于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所以，培育集体经济带头人，是一件促进经济科学发展的重要实事。

——从全局出发筹集和运用振兴公有制经济的启动资金。发展新的公有制经济的启动资金那里来？其一，银行要对新办国有、集体企业采取政策性的金融信贷支持，这是人民银行具有的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服务这种经济性质所规定的责任；其二，财政要贯彻工业反哺农业的方针，设立支持振兴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基金，尤其要对村级粮棉种植业的集体经济，以及带动农业经济产业化的公有制经济的“龙头”企业，给予无偿的财政补贴。反哺农业的财政基金来源，可以对全国所有企业（包括入境的外资企业）都设立“支农税”来筹集，这样才能将反哺农业的资金落到实处。其三，还要把私有化“改制”中流失的公有资本，再收回来。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在适当的时候，用“回头看”的方式，依法清查。这种流失的本来属于国家和集体所有的资本，可以在政资分开、政企分开的条件下，投入新的国有和集体企业。

解决了公有制经济的带头人和公有产业资本启动基金，促进联合劳动者与相应的生产资料自主结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兴办新公有制企业是具有现实可能性的。

胡亚平总经理认为，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核心力量。经过改革的大中型国有企业，目前在国民经济中已经起到核心作用；有的国有企业已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造了奇迹。搞好公有制企业，从人与资金两方面着手，认真抓好公有制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培训，不是不可能的。国有企业是完全可以搞好的。

江苏省委党校彭安玉教授在发言中说，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共产主义。为了这个信念，李大钊、夏明翰、瞿秋白、刘胡兰……成千成万的先烈，前赴后继，慷慨牺牲。共产主义，从来就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为之不懈奋斗的伟大理想，是共产党人最强大的精神支柱。

可是，从目前许多地方对党员理想信念方面的调查来看，有相当比例的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的信任，特别是对共产主义能否实现感到怀疑。触目惊心的事实不能不使我们沉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按理说，人们应该对社会主义更有信心，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更加坚定。可是为什么一些人反而动摇了呢？

问题可能是，我们在学习宣传党的最低纲领的时候，对最高纲领谈得太少了。一些地方宁可花钱建寺院、塑佛像，也不愿意修缮烈士陵园，更有甚者，为了所谓的经济效益竟在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搞什么狗展。人们往往看到眼前利益，却对未来感到迷惘，精神的家园近乎空白。

我们可不可以在全国建设一批“共产党员教育活动中心（或基地）”，在中心陈列党旗、党徽、红色书刊音像资料，播放《国际歌》？我们可不可以定期在井冈山、延安等革命圣地举行大型纪念活动，帮助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寻找精神上的归属？我们可不可以将每年的清明节定为祭扫革命烈士墓节，以充实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总之，决不能因为共产主义还很遥远，就放弃对我们的党员和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决不能把做好当前的各项工作同共产主义教育对立起来。否则，我们就不是合格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就会与其他做好当前各项工作的群体相混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需要扎扎实实的埋头苦干，也需要高扬共产主义的理想旗帜！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 年版，第490页。

[③]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2-693页。

[④] 《社会党国际重要文件选编》，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⑤] 《社会党国际重要文件选编》，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页。

[⑦] 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

[⑧] 有人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西斯主义灭亡了，帝国主义衰落了，世界上剩下三种社会制度展开了和平竞赛。第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第二种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制度，第三种是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竞赛的结果是民主社会主义胜利，既演变了资本主义，又演变了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正在改变世界。”（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

[⑨] 数据见国务院办公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06年2月10日第4号“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3页至第38页；我国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同志：《高高举起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旗，团结起来，奋勇前进！》（2006年4月9日“毛泽东旗帜”网站）

[⑩] 数据见经济日报2006年1月26日。